1994年,一条64K国际专线开通,中国成为国际互联网第77个成员。如今,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移动互联网用户,建成全球规模最大、技术领先的数字基础设施。30年前的人们很难想象,数字技术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中国,并成为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一股不可或缺的推动力。
2013年,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,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吹响。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牵引下,一些“碎片化”“孤岛化”改革举措难以应对新的形势和任务,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、整体性、协同性,这不仅要求顶层设计统筹推进改革,也要求蓬勃兴起的数字技术成为改革的要素保障。
发展数字经济,建设数字政府,聚力“数字民生”……《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》中提到,推进数字技术与经济建设、政治建设、文化建设、社会建设、生态文明建设“五位一体”深度融合。时下,数字要素深刻嵌入改革进程,“加快数字赋能”屡次出现在乡村振兴、社会治理、市场监管、生态环保等各项改革的政策文件中。回溯以往经验,寄望改革前景,要持续释放改革活力,创新改革路径,持续强化改革的系统集成效应,亟需在改革的各个环节充分发挥数字要素的效能。
在改革规划布局环节,注重通过大数据收集社情民意,回应社会关切,提升改革的精准度和民意的支持度。2018年,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成立,深改委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见》,要求推动政府管理创新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。“让数据多跑路、群众少跑腿”,“放管服”改革的便民化背后体现出数字化的高效服务理念、方法。
面对新形势新要求,更要把数字化作为改革方法,科学把握各种变量、精准识别各种态势。要采取数字化、网络化的方法,化业务流为数据流,化模糊为精确,化经验为科学,用好数据模型、优化统计算法,不断改进和优化改革方案。
在改革推进实施环节,用数字化手段破除堵点卡点,使之成为改革有机组成部分。“一个胸部CT平扫,过去省里有900多种说法。”针对卫生领域的这一堵点,2021年9月,浙江通过构建编码体系,统一构建项目编码规则目录库,全省统一使用、编码唯一识别,实现超90%高频检查检验项目的结果互认共享。截至今年3月,这项基于数字化手段的改革,帮助浙江就医群众直接节省医疗费用12.7亿元。
实践证明,数字技术能够以较少的成本实现组织间、部门间的沟通互动;也能够更好地帮助组织实现责任划分和行为协同。作为改革的“操盘手”“施工队”,各地各部门要善于发挥数字要素效用,扩大改革辐射半径,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改革攻坚的机制,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、社会治理精准化、公共服务高效化。
在改革效果检验环节,要使数字要素渗透至社会末梢,使改革成效可评估。2018年11月,中央深改委第五次会议关注北京“街乡吹哨、部门报到”的基层治理探索实践,随后这一模式迅速在各地基层得以应用。“吹哨报到”成为基层治理的改革范式,得益于其“一平台交办、数字化监督”的可操作性,群众从响应率、解决率、满意率直观可见工作成效。
未来,要让群众获得更多便利,以数字化手段评判改革措施是否增进社会公平、保障民生福祉、促进共同富裕,以标准化评估评价体系推动改革措施精细化、高效化。
在改革成果推广环节,发挥数字要素天然的传播力、连接力,使改革成果可共享。今年5月,国家数据局会同多个部门发布首批20个“数据要素×”典型案例,涵盖了12个行业和领域。例如,在金融领域,浙江一些金融机构融合农田遥感、农业生产、农户授权数据,优化授信评估模型,帮助53万农户首次获得银行贷款;在文旅领域,湖南省博物院推动文物数据跨领域融合创新,200余项数字化项目迅速推开。
下一步,对各级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公共数据,应加强汇聚共享和开放开发,强化统筹授权使用和管理,推进互联互通。要通过数据集成、共享,将改革有益探索落实为可供其他部门领域借鉴参考的实践程序,实现“一地创新、多地共享”,推动经验标准化、理念制度化,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持续而澎湃的驱动力。(评论员 王俊禄)